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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海南岛解放70周年】闯关东的四野战士:透露了哪些历史细节?

赵国顺 马海南等 四野子弟 2020-09-13

编者:今年适逢海南岛解放70周年,“四野子弟”特推出系列文章,供回顾和纪念!

1950年5月1日,第四野战军海南岛战役胜利结束。海南岛战役,是第四野战军从中国最北端打到最南端的最后一仗!今天,是海南岛解放70周年纪念日。人生七十古来稀,何况当年的虎贲战士?当事人已经凋零殆尽了,接棒缅怀最深刻的当属当事人的亲密接触者——子弟们!

本文来源于子弟供稿,不少子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、精力、资金,做了量的创作、抢救和传播工作,既抒发了对前辈的深沉的爱,也让历史记忆于被湮没的命运,很多子弟也由此知悉了前辈的青春岁月。他们的情怀努力,令人感动。今天,也是劳动节,向所有参与了创作、抢救和传播(转发)工作的前辈、子弟和朋友致敬特别向马海南大哥和四野之子大哥表达深深的敬意!

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

述:赵国顺(时任43军127师379团3营机炮连指导员) 整理:马海南、赵海鹰,原标题:解放海南127师渡海先遣团的往事。文内小标题有微调。

摘录:据说这些到东北作战的苏联部队,还是刚打柏林回来的,真搞不懂,这样也能消灭德国法西斯。这和我们四野的战略战术,那可是天壤之别。

军队,是成长的大熔炉

军营,是青春的集散地。

历史不遗忘,青春不散场。

若有感触,欢迎留言分享;

若有故事,欢迎邮件投稿。

记录在,记忆就在;

记录在传播,记忆就在传承。

分享信息,分享观点,只为了一起缅怀先人,铭记历史,启发思维。

赵国顺同志

【人物档案】赵国顺,1924年农历4月2日生(公历5月5日),山东烟台蓬莱人。幼年随父辈闯关东,落户东北吉林省临江县。1945年8月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县教导团,1946年4月编入东北民主联军主力(新四军3师7旅19团)。1947年3月入党,任第6纵队第16师第46团重机枪射手、文书、文干、三营七连副指导员和127师379团炮兵连指导员。解放海南岛时,任379团三营机炮连指导员,参加了43军127师先遣团的第二批潜渡行动,时年26岁。1951年任三营副教导员,1952年任379团干部处副处长,1955年任处长,授大尉军衔。1958年转业到广西筹备南宁化工厂,1985年在湖南省二轻厅离休。 

明年是解放海南岛65周年(编者注:就采访的日期而言),时间过的真快。当时我才20多岁,到今天64年过去了, 我已经90岁了,战友们大多都不在了。2015年纪念海南解放65周年,到海南岛我是去不了了,岁数太大了,但我还可以讲讲当时的情况。不过,时隔60多年,许多人的名字和细节也都记不太清了,只能讲讲还有记忆的东西,但记忆也不一定准确。有些事情虽然是见证人,却不是当事人,角度不同,结论也可能不同。

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

苦难人生与东北参军

 

我1924年4月2日(农历)出生在山东蓬莱,今年5月已经年满90岁,奔91岁了。我母亲在我3岁时就去世了。母亲去世后,家里剩下4个男人,我,我爷爷、父亲和叔叔。爷爷、父亲和叔叔3个大男人,不知如何养育我这样一个年幼的孩子。当时生活实在太困难,家里穷的叮当响,没有什么活路。我父亲不想我受罪,也不愿意我一个小孩拖累了大人,就想把我送给人家。但我爷爷高低不同意(东北话,坚决不同意的意思),他老人家说:“不管怎么样,这是我们赵家的血脉,再苦也不能送人。”

要不是爷爷的坚持,我很小就送给别人了。如果后来还活着,肯定也不姓赵了。就这样我爷爷他们3个大男人在苦难中拼命挣扎,把我逐渐拉扯大。

八、九岁那年,我随父辈们闯关东到东北。

闯关东真难,我们山东老家原来有个说法:“闯关东,头一年赚条驴,第二年赚条麻袋,第三年赚个老婆。”什么意思呢?就是第一年刚到东北,什么也不会干,只能帮人家推磨碾面,整天搞这些活儿,自己累得像头驴一样。干到第二年,衣服全破了,没有钱买布来补,只能捡些麻袋片来补,结果第二年到头来就像赚了条麻袋一样,浑身破破烂烂的。到第三年了,掌柜的给了点工钱(多数是粮食),这才能搞点正经的布来补衣服。本来针线活都是女人干的,现在没有女人,只能自己补衣服,这就好比赚了个老婆。

这都是老百姓苦中作乐的俏皮话,一套一套的。过这苦日子,还反着说好话,我不解释,你就很难明白其中的意思,还真的以为赚了头驴和赚了个老婆呢。哪有这样的好事,闯关东一开始难着哪。你得熬得过去,熬不过去,也就完了。这三句话,现在回想起来,还很能说明问题,当年老百姓闯关东的苦,都到了什么程度啦。

日本人占领东北的时期,我父亲由于没有良民证,整天东躲西藏。日本人在中国到处要良民证,但在朝鲜什么证也不要。从我们临江县的六道沟,到朝鲜也就隔着一个鸭绿江,所以我父亲就躲到朝鲜去了,在那里干活,一直熬到鬼子完蛋,才回来。

我16岁那年,也跟父亲到朝鲜伐木锯板子。干了两年,就到了18岁。当时日本人统治下的东北,青年满18岁,就都要到伪满的训练团参加军训。我已经年满18岁了,却一直没有参加临江县的伪满训练团。日本人和二鬼子就查户口,三番五次地到我家找我。我不在家,他们几次都找不到,就怀疑我参加了抗日组织。他们向我祖父要人,我祖父向他们解释,他们不信,就把我祖父抓去监狱,除非我祖父把我找回来,他们才算数。没办法,为了救祖父,我只好从朝鲜回来参加伪满的训练团。我祖父在监狱十多天后,日本人看我回来了,并不是什么抗联,也就放了我爷爷。就这样,我天天参加立正稍息的训练,搞了两年多。

到了1945年4月,我21岁了,又被溥仪的伪满军队抽兵(征兵),把我抽到东北的齐齐哈尔。到8月,日本鬼子投降,我在伪满的军队里前后待了4个多月。

抽兵走的时候,本来家里人认为,我当兵出门在外,没有钱不行,就把家里仅有的一张一百元伪满的绵羊票,给我带上。家里人想的挺好,还帮我把这一百元钱藏在牙粉盒里,没想到钱藏在牙粉盒里,照样给人搜走了,没收了。我还有一支钢笔,也给人搜走了。实际上咱们家里人那时候不懂。一去当兵,到部队衣服要换,什么东西都要换,最后,除了牙粉、牙刷是你的,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,都被伪满军队里的二鬼子们没收了。 

满洲国的绵羊票

(背面一群羊,老百姓叫绵羊票)

我到齐齐哈尔后,分配当辎重兵,负责搞军队的运输,所以,像给行李辎重打包、解绳扣等行当,我是相当在行,就是那个时候学习和掌握的。我在伪满部队虽然只有4个多月,中间却有个危险的插曲,导致我后来参加了八路。

伪满部队曾发给我一支枪,这支枪差一点要了我的命。

怎么回事呢?原来这支枪表面上看是一支好枪,实际上里面的撞针是断了的坏枪。发枪的时候没有看出来,后来才发现是坏枪,这就说不清了。那时日本鬼子的规矩,枪是第一生命,人命第二,枪比人重要,你要是把武器给破坏了,你这个人的生命就“死啦死啦”的,没有啦。

咋办呢?我因此遇到三个好人,他们都是齐齐哈尔的当地人,是工厂的工人师傅,也被抽兵到了伪满的部队里。现在回想起来,估计他们之中,有人应该是我党组织的地下人员。

他们几个人知道我遇到麻烦后就商量说:“这事儿不能外传。如果让日本鬼子知道了,不死也得扒层皮。”

于是打靶的时候,先用别人的枪应付一下。然而这不是长久之计。他们又利用当地的关系,把我的枪栓拿下来,给枪栓加工一个撞针。一开始想接一块料来加工撞针,但没有铜焊,接不了。只能是直接加工。工厂的师傅费了一晚上的功夫,重新车了一个撞针。新的撞针,猛一看像那么回事,但实际差那么一截,根本打不响枪。撞针加工的时候,工人师傅想的很周到,还要修旧如旧,不能一下子看出来是新的,就想办法把新的印子搞旧。就这样,这几个好人帮我躲过了一劫。幸好日本鬼子投降的快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后来日本鬼子投降了,他们几个人告诉我,要我快离开这里(这支伪满的军队)。他们说,在富裕县有一支好队伍,是人民的好兵,你可以到那儿去。就这样,1945年8月,因为是有地下党这么个关系的指引,我就参加了富裕县教导团,成为了八路军的一员,参加了革命。当然还有别的原因:第一是没有钱,我回不了家。第二是土匪闹的很厉害,路途遥远,搞不好就会遭土匪所害。所以,当时只有地下党的好人给我指的这条路可行,别无选择。

到富裕县教导团后不久,我们部队还配合苏联红军,到齐齐哈尔的昂昂溪围剿叛乱的日本鬼子。我们到那里并没有作战任务,只是看苏联人打仗。看苏联人打仗,印象很深。那些苏联人打仗,不知为什么也不讲个战术,就跟闹着玩一样,不把生命当回事。他们端着冲锋枪,很远就乱扫射,哒哒哒,哒哒哒,哒哒哒,结果还没有走多远,他们带的子弹就突突完了。记得那时候,每个苏联兵只带两个转盘弹夹,枪上端一个弹夹,身上挎包里再装一个弹夹,每个转盘72发子弹。

他们刚冲锋不远,很快就把两个弹夹突突完了,没有子弹了,枪就打不响了,然后他们就大喊“嗫…!”一撒手,把枪给扔了,还继续往前走。日本鬼子可不傻,他们等赤手空拳的苏联人走近了才开火。日本人一开枪,苏联兵就一片一片的倒下,就这样伤亡了一大片。

现在回想起来,苏联人这样打仗,简直是笑话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实在是无法想象。据说这些到东北作战的苏联部队,还是刚打柏林回来的,真搞不懂,这样也能消灭德国法西斯。这和我们四野的战略战术,那可是天壤之别。不过苏联军队,确实是武器好,有飞机、大炮、坦克,弥补了单兵作战素质的良莠不齐。其实日本鬼子单兵作战是可以的,训练有素,但那时日本鬼子的大势终究还是不行了。天皇都已经宣布投降了,最后在昂昂溪顽抗的鬼子,还是树倒猢狲散,来了个二次投降。


四平保卫战编入新四军三师七旅


1946年4月,我们从富裕县教导团编入主力,当时正是四平保卫战打得胶着的时候。我们是坐火车,从齐齐哈尔到四平的外围哈福车站的。哈福车站离四平城有十多公里。那时东北民主联军7旅主力正在塔子山、哈福车站一线作战。那时民主联军还没有组建第6纵队,我们部队习惯上还叫新四军3师7旅。我们这些人,已经明确是补充到新四军3师7旅的。但部队正在作战,还没有具体把我们分到哪个连队,哪个班。结果我们就跟着部队来回跑,来的时候坐火车,回的时候也坐火车。四平保卫战撤退的时候,国民党正在得势,挺猖狂。我们坐火车撤退,敌人的大炮还要追着火车打。那时敌强我弱,有那么句话叫做:“卫立煌瞎惶惶,想要半个月打进哈尔滨。”【原编者注:此时主政东北的国民党是熊式辉和杜聿明,卫立煌是第三任。此顺口溜形成的原因待查。】

打完四平保卫战,我们就随部队从哈福车站撤回来了。一下子从四平撤过了松花江,后方人员撤到了哈尔滨,600里大撤退。后来才知道,我们撤回来后,林彪把部队都布署在哈尔滨以南,火车路的两边。实际张开一个大口袋,等待着国民党来,但国民党没敢来,他们到松花江边,也就差不多是强弩之末了。

我个子比较高大,组织上把我从七连调出来,分到机枪连去抬重机枪。在机枪连,我们四个人抬一挺重机枪,一步可以跨东北地里的那个垄沟三个垄,步子还是蛮大的,没有一定的身高不行。但没多久,连里就让我当文书,因为我有点小学文化。当文书没几天,旅部文工团又抽人到文工团搞集训。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活跃,能唱歌,对吹口琴和吹箫也感兴趣,所以就又抽到了7旅旅部文工团搞文艺,这是1946年的秋天。打海南岛的时候,我受了点小伤,上级慰问还发给我两块钱。我拿这两块钱,在海口买了个口琴,这是后话。

到文工团大概待了半年。说起文工团,想起了打海南岛的时候,我们团单印章副政委的爱人王健,那时也在文工团。她比我先到文工团。那时文工团有两个王健,一个大王健,一个小王健。单印章的爱人是大王健。单印章的爱人经常带人出去练音,到江边练嗓子,印象深刻。到文工团集训半年,文工团确定选人,意思是想让我留在文工团工作。但我不愿意,我非要下连队扛枪打仗。当兵的吗,就要上战场。文工团拗不过,就没办法留下我,我就又回到连队。这次回到连队,就不当文书了,而是当了文化干事。文化干事是排级干部,去了趟文工团,回来成了干部,挺好。文化干事的任务本来是教文化,但部队那时作战频繁,根本就没有时间上文化课,就只能想办法改变形式,通过唱歌,搞活动等来达到学习的目的。那时候我的歌,唱遍全营,小有名气。别的营知道了,在全团开会的时候,就有人喊,让赵大个来一个。

就这样我开始在机炮连任重机枪射手,1947年3月入党。打天津的时候,我在第6纵队第16师第46团3营任7连副指导员,当时7连指导员是张振明同志,我们一起共过事,搭过伙。我们7连的副连长,就是后来在海南白沙门岛牺牲的9连连长田长寿同志。田长寿是江苏人,抗战的老兵,抗战的时候就被评为“战斗模范”。

部队南下的时候,我又调到379团炮兵连当指导员。


铺前湾第三条船登陆


渡海之前部队海练,练习游泳,我原来会一点“狗刨”,后来通过海练,学会了打把势(自由泳)、仰泳和蛙泳。连里的同志们大多都学会了一些。虽说游得不怎么样,但起码掉到水里能扑腾,一下子淹不死。

1950年3月31日,我们127师379团和381团一个加强营,组成了一个加强团,作为43军第二批执行渡海任务的先遣团。我当时是379团三营机炮连指导员,我们三机炮连渡海时缺连长和副指导员,连里只有我和副连长两个连干部。副连长叫什么名字,我现在也记不清了,只知道他是江苏无锡人。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,只有几个月。后来他带的部队错登白沙门岛,听说被敌人俘虏了。怎么被俘的,详情不知道,后来一直没有见过面。我们全连4个排,一、二排是重机枪排,每排两挺重机枪,各分3个班,除两个班各一挺重机枪外,还有一个弹药班。三排是炮排,四排是弹药排。炮排有60炮和82迫击炮,全连一百五六十人。

渡海那天晚上,趁着夜色,部队开始向海上进发。一营在左侧,二营在中间,我们三营在右侧。我们三营靠海口最近。机炮连是火器连,分散配置到步兵连队各条船上,加强单船的突击能力。其中有近半个连是由副连长指挥,参加了三营九连的护航队。副连长当时好像带了二排的四、五、六班和弹药排的部分人员,配合九连打敌人的兵舰。一排、三排和弹药排的部分人员除配属到各船的火力组外,剩下的由我带领,分乘两条船。我当时是其中一条船的船长。我们三营教导员李乐圣同志,渡海的时候就在我这条船上。营长贾广和在哪条船我不清楚,但从后来剩下的人员来看,他有可能在七连的船上。我这条船不大,是一条两桅船,乘员只有二三十人,具体船的编号也记不清了。出发后,大家都全神贯注地注视前方,随时准备战斗。

渡海的时候,船过了琼州海峡中流,风就停止了。那时每船都备有8个桨,风停后便开始划水。划水不久,便发现敌人的军舰,护航队就开始准备应战。

我带的这部分人,没有参加护航。我们的任务就是全速前进,争取尽快登陆。海战和登陆时,敌人的子弹打在船帆上,“嘭!嘭!嘭!”地响。我们的船迎着风浪,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力前行。

要说美国的武器也好,也不好,它的子弹每隔几发就有一个曳光弹,子弹从哪儿打来的看得清清楚楚,这就容易暴露目标。有的新战士没打过仗,觉得渡海的过程中,曳光弹红、黄、绿、蓝的在夜空中飞舞,挺好看,也挺好玩,还时不时的说说这儿,指指那儿,放松了隐蔽的警惕。我便严肃地说:“不要只顾了好玩,要注意隐蔽,现在是打仗,曳光弹和流弹是会打死人的。要记住带好自己的东西,做好随时登陆的战斗准备。”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接近岸边时,天还没亮,敌人的炮弹和子弹都朝我们这边打来,很多也很密。但打得稍高,除了船帆打了很多洞,人基本没有伤着。这个时候,海风又起来了。于是,我们鼓足风帆,加快划桨,奋力向岸边冲去。

记得我们的船是加强团登岛的第三条船。因为远远的看到,在我们的前头已经有两条船先行登陆了。前面两条船一登陆,就和敌人交火打起来了。看到前面的船已经登陆作战,这就是命令,我们不能怠慢,必须尽快增援。我们只要上了岸,天下就是我们四野东北虎的啦!我立即传令借着风力往岸上冲。但我们的船没能冲上岸就搁浅了。我命令水手马上用竹篙试水,还好,不深,也就是1米左右。我又命令战士们带好武器,迅速下船,登陆作战。突击组首先跳到海里,冲上岸占领滩头。后续人员扛着重武器和随身携带的弹药,在海中艰难的前进。我随后也举着驳壳枪跳到海里,海水能没到屁股的位置。在海浪的作用下,行动不能自主,有随波逐浪的感觉,忽悠忽悠的。大家都背负着沉重的炮弹和装备,深一脚浅一脚的行走在海里,步履蹒跚,一不小心就会跌到海里。总之,我们船登陆是有惊无险的,人员没有伤亡。但船上的物资太多,弹药都是两个基数双指标的。由于抢滩登陆是紧急应战,顾此失彼,我连各船又分散登陆,有一半人登到白沙门岛去了,就没有更多的人力将船里物资全部带走。情况紧急,剩下的炮弹来不及搬运,只好扔在船里了。

由于弹药多,背着沉重,战士们一上岸就使劲的打,一方面要压制敌人的火力,另一方面要减轻自己的负担。敌人一开始在滩头阵地阻击我们,射击的火炮并不算太猛烈,等我们一开火,就完全哑了。敌人滩头的火力,完全被我们强大的火力压制住了。当时的枪炮声真是铺天盖地,密集的很,哗哗哗!哗哗哗!哗哗哗!那声音连成了片,就像刮大风似的,呜呜呜呜!呜呜呜呜!呜呜呜呜地。那种情形,现在还记忆犹新。敌人迅速溃退,沿途丢弃很多东西,乱七八糟,什么东西都有。

部队登岛后,我们迅速离开了海滩,前进不远,抢控了一座桥。营里命我们守住桥头这边。我观察桥头的那边,就是敌人。敌人不停地向我们射击,但也没敢冲过来。我们也就不主动打过去,只是守住桥头。只要敌人敢出来,我们就开火,把敌人阻击在桥的那边。敌人不停的打炮,炮弹崩起的石头,把我的两条腿都击伤了,鲜血直流。我们连本来就只有我和副连长两个连级干部,现在副连长参加护航队,与我不在同一个地方登陆。在铺前湾这里登陆的,就剩我一个连干部,我必须坚持带领部队坚守阵地,轻伤不下火线,直至战斗结束。

后来两条腿都发炎了。这种伤不同一般的枪炮伤,发炎后像长了一堆疖子一样,花了很长时间才长好。上级为此发给我两块银元,以示慰问。

我们加强团从拂晓开始登陆,天亮前打下一线滩头阵地,收拢部队,再向二线敌人进攻。团主力在预定登陆点,基本成功登上了海南岛。我带的一排、三排和弹药排的部分人员,也全部登上了海南岛。

击溃敌人二线部队的战斗,整整进行了一个上午,分散登陆的各船人员逐渐归建。其他兄弟部队人员收拢的情况,我不知道,但我们三营登陆后收拢的部队,只占三营不到一半的兵力。据说只有七连全部、八连一个排、机炮连两个多排。而九连全部和八连的大部以及机炮连副连长带的二排等,一直没有出现,情况不明,也就是说三营有大半的人员失踪了。所以,三营营长贾广和、教导员李乐圣焦急万分,愁眉苦脸。后来才知道,失踪的部队在副营长王金昌和副教导员葛尹元的率领下,都错登了白沙门岛,基本全部损失了。

赵国顺大尉戎装照、1950式军服照

 

误登了白沙门岛

 

前面讲了,我3机炮连是火器连,分散配置到各船。我3营的护航船都是小船,船上没有炮,只有重机枪。我们连的副连长参加了护航,他带了第二排(重机枪排)的四、五、六班和弹药排的部分人员,大约有一个半排的人员跟九连上了白沙门岛。

白沙门岛战斗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,但我们连有部分人上了这个岛,我作为指导员是十分关切他们的下落的。据说,当时战斗是十分激烈的,我们二排四班的九二重机枪,在来回移动阵地的过程中,枪架的3个枪爪都磨秃了,可见战斗激烈到什么程度!

9连连长田长寿带领的护航部队,登上了白沙门岛后,据说战斗打得非常激烈,伤亡不小。田长寿连长负伤很重,又被俘,敌人看他不行了,就把他扔到小庙外面。后来有个被俘的文化干事出卖了他的身份,向敌人告密,说田长寿是连长。敌人得知田长寿是连长,就又把他拖回来审问。后来看见他伤得太重,又榨不出什么“油水”,就又把他扔回到小庙外面。就这样,田连长就不幸地光荣牺牲了。我们原来都在7连任职,我是副指导员,他是副连长,大家都熟悉。他的资格比我老,他是从苏北到东北的新四军老战士。

那个出卖9连连长的文化干事,我有印象,那是广州解放后,部队分配了一批新招的南下工作团的知识分子。这些人有文化,组织上很重视,一到部队就给副排级待遇。那个人就是南下工作团其中一员,到我们机炮连当文化干事。他刚来,就受部队指战员纷纷争取立功的气氛影响,在加上全国解放大好形势的鼓舞,他就异想天开,整天嚷嚷着要在解放海南岛中立功。开始部队刚到海边的时候,听说要渡海打海南岛,很多人都害怕,怕渡海作战。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工作,指战员的思想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大家都想在渡海作战中立功受奖。作为那些没有作战经历的人,并不懂得怎样从战术上重视敌人,还以为立功受奖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而我们这些旧经战阵的人,虽然也受到政治宣传的鼓舞,但我们很清楚,战火中立功受奖,那都是冲锋陷阵,九死一生,拿命换来的,没那么容易。

在连部,我的手枪渡海前基本都是这个文化干事拿着,我连碰的机会都没有,所以印象很深。这个文化干事表面看很积极,可是被俘后意志不坚定,叛变了,向敌人出卖自己的领导,是军中的败类。你们说这个文化干事是天津人,辛德成记得好像姓顾,问我还记不记得。老实说,我不记得是哪里人了,名字也不记得了。但我知道这件事,就是我们连的事嘛。海南解放后,这个文化干事没有能够跑掉,被抓了回来处决了。

我们机炮连的副连长,在白沙门战斗也被俘了。他们这些被俘人员,在被国民党用船运往台湾途中,被我军截获,从而解救了他们。这些人后来集中在海口学习,实际上是审查。有些情况,就是从学习班里传出来的。那次渡海后,我再也没有机会与我的那个副连长见面,他的命运到底如何?去了哪里?也不知道了。

九连的部队为什么会错登白沙门岛?有些说法,不一定正确,仅供参考。

当晚起渡前,出现了一个情况,就是九连并没有按时到预定起渡点会合。营里等了很久,也没有看到九连。起渡的时间一到,我们就不能等了,船队都按时出发了。那么九连到底去哪里了?事后有一种说法,说是九连当时立功心切,并没有按时到预定起渡点会合。

为何立功心切就不能按时到起渡点会合呢?还有一种说法,是认为我们的宣传动员搞过了头。搞得有些人忘乎所以,过于藐视大海和岛上的敌人,忽视了战术上于我不利的因素等。我们藐视大海和敌人的兵舰,是从心理上不怕它,敢于与之较量。但怎么较量,就不能盲目的鸡蛋碰石头,要扬长避短。听说当时要不要登上这个白沙门岛,就有不同意见。但九连指导员何常文比较强势,他坚持要在白沙门登陆,想直接从海口打进去。但他不知道白沙门岛是绝境,上了白沙门岛,实际就是把部队陷入绝境了。那个岛后来知道,周围的地形复杂,是南渡江的出海口。因长年洪水及海水冲刷,形成了许多海汊子,许多个小岛,地形险恶。由于九连是护航队的主力,所以何常文一言九鼎,大家都听了他这个九连指导员的意见。因此,三营这支小部队登岛后,很快就陷入绝境,出现了我第二批偷渡部队最惨烈的战斗。

是不是我说的这个情况,你们可以再调查调查。反正我提供一点线索,这是我早年听说的情况。过去一直没有说,现在应该可以说一说了。

 

成为师的警卫部队

 

我们加强团上岛以后,为了保存力量,并不打算与敌人正面作战,一直处于游击状态中,跟着琼崖纵队的向导转圈圈,晓行夜宿,住在山林里。海南岛山上的蚊子特别多,比敌人还难对付。我们就想办法,在睡觉的时候,人钻到被套里,用块蚊帐布搞个面罩来防蚊。每日此法度夜,随时待命迎战。

到了钟瑞,敌人几方向包围过来,不得不跟敌人打一场硬仗。在我军的猛烈反击下,我军逐步占了上风,消灭了一些敌人。那场战斗,我们三营机炮连是预备队,没有打上仗,没能发挥作用,很是遗憾!

听说五连副指导员呼生永,他们追击敌人。追着追着,追到一片洼地,敌人溃退爬上了山坡上。坡上有好多老百姓的房子,敌人躲在房子里向山坡下猛烈扫射。山坡下是稻田,是洼地,有许多稻田埂子,地形对追击部队十分不利,局面迅速逆转。五连在呼生永的指挥下,在十分被动的环境中,打得英勇顽强,我军伤亡不大。为此呼生永还受过嘉奖。呼生永,我的印象是东北人。

我们三营机炮连上岛后,只剩半个连。当时师部警卫连可能也去参加战斗了。上级命令我们这半个连跟着师部,肩负起警卫师部的任务。

钟瑞战斗后不久,又转了十几天。转来转去,转到了澄迈县,就准备接应128师主力登岛。


九颗炸弹,毫发无损


在迎接128师主力部队登岛回来时,突遇敌机。敌机一俯冲,就在我连队的上空一溜烟地扔了一排炸弹,部队火速向两侧散开隐蔽。我趴在地上听到连续有9颗炸弹不停爆炸。当时我脑袋都震懵了,心想:“坏了,这下咱连的损失一定不小。”可没成想,一清点人数,竟无一人伤亡。真是个寸劲(北方话,真是凑巧的意思),九弹炸我连,竟无一人伤。事后想,国民党飞机的炸弹,其实都扔得很准,正好扔在我们行军的路上,可以说是一条线,很准确。但我连却奇迹般的躲过了敌机这次准确的轰炸。敌人飞机飞走后,看到连里的战士们个个都生龙活虎的,毫发无损,我心里感到特别特别的欣慰。我总在想,怎么遇到这样的轰炸,竟能无一伤亡呢,真是个奇迹!难道还真有什么命运之神,在保卫着我连的战士?说来也是运气。

这样的奇迹,我之前还遇到过一次。那是1947年的元旦,在东北有一次部队在搞演习,演习过程中遇到了敌人,也就假戏成真了。

当时部队演习进攻,正向一个村子运动之中,没想到在村子里会有国民党部队。我们的人一进村,就遭遇敌人向我们射击。其实敌人也就是比我们先到一步,也是刚进这个村子。结果我们的演习,变成了遭遇战。情况骤变,指挥部当即开会布置战斗任务。散会后,我和连长赶紧朝连里走,突遇敌机来袭。敌机朝我两个人一下子扔了4颗炸弹,这4颗炸弹,就在我们两人周围的前后左右爆炸。当时以为这回完了。但爆炸后我和连长从硝烟中爬起来,除搞了一身土,两人谁也没伤着。你说寸不寸(北方话,巧不巧的意思)?人们常说,战场上子弹、炸弹不长眼。但你赶上运气了,子弹也绕着你走,死神也与你插肩而过。

那场演习变成真的作战后,结果仗打了好几天,战斗很激烈,最后敌方溃败而逃。

现在回想当年,我虽然参加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,是那场战争的亲历者,但贡献不大。现在仅把我知道的情况说一说,叙一叙,作为一个历史见证。以此铭记60多年前的那场渡海之战!

2014年10月15日整理初稿

2016年8月22日补充修改

2016年8月25日再修改

2020年4月30日凌晨1:30

(马海南摘要)


声明:资料来源于子弟供稿,版权归作者所有。

至德功将,军旅漂泊,自强不息,惟朴惟慈。

时光匆匆,往事渐渐模糊……

大时代下,小人物也有自己的小历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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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,总应有不同的角度,有容乃大。毛主席说:“党外无党,帝王思想。”如果发现不同的观点,敬请理性分析论证,避免感性宣泄攻击。自己说话,也让别人说话,天塌不下来。
这,才是自信该有的样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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